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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比較歷史”下的可貴之處

            來源:中國期刊網 分類:歷史 發布時間:2020-07-17 瀏覽:0

              摘要:學界認為,國家領導人之間的關系有一套不成文的規則,可稱為政治生態。北朝鮮的政治生態還處于野蠻狀態,甚至倒退。中國已從“陰謀政治”進入到“制度運作”的文明狀態,但與發達國家比,還缺少一致的價值觀,特別是特權觀念破壞了和諧,如“薄案”、“兩桶油”事件等就是受特權之害,中國的政治生態再往前走必須取消特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增加權力運作的透明度。

              關鍵詞:歷史 制度

              在讀一本雜志的時候,我在邊上批注了上面那段話。其實顧準此人就是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寫下了很多歷史筆記,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

              顧準,我國著名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1957年他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憑借敏銳的洞察力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由于思想進步,作風剛直,在文革那個禁錮意識的年代被打成“右派”,或許正是在磨難的處境之中,才造就了這么有深度的思想家。他是中國三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偶像;近五十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在風暴中堅持讀史;樣樣東西都學會自己去判斷。當代吳敬璉、柴靜、易中天、袁偉時等對其深為贊譽!這位“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所留下的思想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身為中國人,對于自己的歷史,茫然無知,固然是一種不能忍受的難堪羞辱;可是,如果對于西方的歷史也一無所知,也就難以作歷史的現實的比較,從而也難培養出一種鑒別能力。研究歷史,無非是尋找已經成為過去的人類社會演變的歷史軌跡,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去探索未來”[1].P155

              吾觀顧準遺照,此生面相清秀、意志深沉、性格剛毅、文氣勃發,實乃學界不可多得之大家,無奈天妒英才,顧準在寫完他的《希臘城邦制度》之后就溘然長逝,令同志長嘆惋惜!思人睹物,《顧準讀史筆記》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外國史部分---希臘城邦制度,主要介紹了希臘遠古存在的神授王權到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這段歷史及評價;中國史部分主要介紹了上古至近代的歷史題點和比較看法。其中運用了中外對比、年代界定、學者考證、邏輯審查等手法,眼光深邃,見解獨特。

              下面究其閃光點介紹一二,予以分享。顧準認為“城邦制度既是希臘的傳統,也是希臘政治思想不可違背的潮流,是希臘政治學的既存前提,離開了城邦制度就沒有政治學”。[2]P6 這一觀點對讀者和研究者的啟發很大,論起希臘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國春秋時代及其以前的小國林立相混淆。我國春秋以前的諸多小國,雖然政制各異,征伐不斷,然而自有史以來,就有一個凌駕于他們之上的“神授”政治權威,或周天子、或殷商王等。中國古代始終都有一個封建核心,而希臘后來才有這個傳統核心,所以最初建立在沒有權威傳統的基礎上所催生的文化沿革,直接奠定了政治學中民主氛圍的誕生基礎。并且希臘的“神”和中國的還不一樣,希臘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們的神有七情六欲、悲歡離合,神還與人結合,生下來的后裔就是英雄傳說中的英雄們,并且似人非人的具有健壯的肌肉和征服大陸的超能力。這樣,神話中的神和英雄傳說中的人扭和在一起,使得史詩的歷史價值顯得更為可疑,所以課堂上老師再拿《荷馬史詩》說事,那么說服力便大大下降。唯有考古的發現,才使一向被看作不可憑信的英雄傳說,提升到頭等重要的史料地位。

              其次是后來希臘王權的消失,“我們中國人熟悉我們幾千年的皇朝政治,我們從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紀歐洲的王權要經過怎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震蕩才最后消滅。當我們讀希臘史的時候,對于他們遠古的王權怎么會“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這種和平消失的過程,放在海外城邦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臘本土諸邦王權的消失,原來是起源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的一種時代風尚。

              數百年來,統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統治權,是屬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雅典的王權絕跡了。據傳說,雅典最后一個巴西琉斯是科德羅斯。王權消滅之后,雅典的首腦便是從“貴族后裔”選出來的執政者,即所謂的“執政官” 。初時的執政官被稱為“九人團”,這使我想起了當代民主政治視角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征程也依然經歷了“人神共治”--“封建分治”--“皇權專制”--“偉人政治”--“強人政治”--“后強人政治”--“常人政治”的轉變與進化,但中國的政治依然保留了集權的傳統,不過未來的“常人政治”將帶領中國走進前所未有的民主光明時代。

              事實上,“希臘世界進入主權在民的時代開始于梭倫立法,梭倫立法為建成一個繁榮強大的雅典準備了條件。當經濟基礎和時代潮流決定歷史演變趨勢的時候,貴族分子有的出于個人的信念,有的純粹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為民主斗士。這是一種合乎歷史規律的現象。梭倫便具有偉大的人格,這種人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卻不多見,梭倫至始至終都沒有去做“僭主”,以至于為希臘后人萬古敬仰。

              通過中西方的對比,我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帶有虛偽的成分,很多人“寧為其實,不冠其名”,以至于產生了很多“合法僭主”后,卻不敢于去承認和面對。從戰國時代的“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再到崛起于草莽的漢王劉邦。然而兩千多年來在我國歷史上謀取皇位時雖有“殺君弒父”的正義和非正義之分,但中國歷史從來沒有出現“僭主”這個概念。一切開國皇帝,無論是農民暴動中崛起的劉邦、朱元璋,還是欺凌寡婦的趙匡胤,無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終于達成“我其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運的天子。 他們有著“勝者為王”的高傲姿態,但是他們卻是實實在在的“僭主”。隨著現在文明的進步,我們的國人開始出現了“疑古情緒”,這也是當下考古事業不斷發展和互聯網上“疑古氣氛”盛行的原因所在。過去的歷史今人沒有經歷過,但是我們卻可以去發掘歷史的深處,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為歷史“正名”。

              同時,我們讀歷史的時候,總會被歷史上所出現的“太平盛世”所感召,向往和平與財富,這是一種積極的“歷史觀”,但是要明白階級斗爭條件下,封建商業的興盛是帶有附加的政治條件的。西方古代歷史上商業的發展是殖民、開拓的原動力,而我國古代歷史上商業的發展卻是為政治服務的。如漢武帝在位期間重用桑弘羊,利用商人階級集中財富和拓展市場,給帝國政治和版圖的開拓準備了條件。至于桑弘羊,也則是把商人階級所發展出來的集中財富的“鹽鐵論”貢獻給了漢武帝,借商人階級與政治利益中惟妙惟肖的關系,爬上了專制主義頂峰的一個臣民而已。古代西方與中國還有一個不同的是,古代西方國家,是商人階級、商業城邦和一個民族國家緊密結合,使整個民族國家服從商業利益,使整個鄉村服從城市,使全國經濟發展的軌道納入商業經濟軌道,這也可能是為什么西方國家順理成章進入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卻不適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個歷史因素。因為中國的經濟雖有富民經邦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為了實現國家和民族的長遠與穩定。

              顧準還認為“曾經的五代十國的吳越王國,在當時的條件下,完全可以脫離中央皇權而自立。如果真的長期自立下去,這個地區的農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也許真的可以形成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然而這樣一個地方發展的太晚。既然盛唐時已經是以東南之財,養西北之兵,這個地方就無法脫離中央帝國而求得獨立生存,推及到閩粵也是如此”。[3]P204 談及這些,不是宣揚分化主義,而是要懂得中國歷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長處,要懂得歷史上東西部差距的存在,從而明白我們民族所背負的歷史包袱是何等沉重?要懂得中國要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道路還很長!或許正如當下習近平總書記所言:“ 此水此山此地。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舉國上下將朝著早日實現現代化而不懈努力。

              雖然有了實現偉大復興的號召,但是中國的文化依然發展緩慢,兩千年來中國的停滯,意識形態上的根源流毒,實在可以追溯到商鞅、韓非,他們在曾經的年代里叱咤風云,但是殊不知春秋戰國時期的改革家們不健全的制度設計為后來現代的中國遺留了封建文化的傳統和枷鎖。有著博大精深傳統文化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是幸福的,但是歷史有時候可以成為包袱,中國人一味的炫耀過去,留戀曾經的輝煌,而不很好的正視歷史并思考未來,這是很自戀的,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可悲與意淫。“韓非的學說,其實是腐化統治者的學說,是窒息創造的學說,是崇尚黑暗的學說。他的學說的黑暗面,發揚的十分徹底--專制主義的重壓,把中國窒息了兩千年。事實上,中國歷史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為,儒家統一思想,造成了千年來的死寂沉沉。兩千年來,中國的停滯就是韓非主義加儒家渲染的歷史后果,真是值得警醒。”[4]P350 眾所周知,賢治,千年亂而一世治;勢治,千世治而一世亂。所以我們應崇尚賢才治理國家,值得慶幸的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了“賢治”時代。因為天下大患,在于有智意之人沉溺于私欲,利用智慧來擴張其貪得無厭的物質生活,于是就產生了劣等文化和物欲心態,真是毒害社會不淺。而賢才之人,崇尚正義和博大仁德,把自己的治國理念建立在天下萬民之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有這種心態,天下何愁不治?審視現在中國的改革和新政,正是抱著還利于民的目的,整合社會資源,放手發動群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真為生在這個時代而感到慶幸,可謂:“政清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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