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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儒家生命智慧的當代價值

            來源:中國期刊網 分類:歷史 發布時間:2020-07-17 瀏覽:0

              摘 要:儒家生命智慧有必要進一步挖掘,意義深遠。生命有三大問題:生命存活生長的問題、生命離世消亡的問題、生命感知體驗的問題。生命智慧,是人對生命本質的洞見及其對生命問題的解決。傳統儒家的生命智慧是浸透在歷代儒者生命里,由知命到俟命的實踐經驗,根本上是以一種超越生命有限性的視角,謀求在世生命的實際問題之解決。這種解決一是對在生命困頓中生命有限性的洞徹,二是獲得內心義無反顧的抉擇信念,三是積極投入生命的自我實現與創造而獲得最高自由。

              關鍵詞:儒家;生命智慧;知命;俟命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10-0054-05

              《文史月刊》辦刊宗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變遷,深刻揭示發展運作規律,積極而又生動具體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儒家的生命智慧讓民族的生命力朝向未來敞開,在今天乃至未來,以其對每一代中國人的啟迪,而使“本來”與“未來”獲得連接,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大精神力量,也是每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傳統,在新時代個體道德修養的涵育之中,有必要進一步挖掘,意義深遠。當我們今天追問儒學為什么具有堅定的入世精神,儒命為什么都要與“開物成務”相連,真正的儒者為什么其生命狀態總是積極進取、樂觀勇敢的時候,我們就是在生命智慧的層面去叩問與理解那樣一種偉大而深沉的民族精神傳統如何化育過往,不斷陶鑄和安頓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使中華文明仍熠熠生輝。

              一、何謂“生命智慧”

              今天,生命智慧從何談起?恐怕往往起自于個體對生命發問開始。對生命發問,自人類存在之日起其實就從未停止過。簡言之,生命智慧需要從生命問題談起。無所謂生命問題,則無所謂對生命問題的解決,自然談不上與“解決”密切相關的“知識”或“智慧”的問題。

              圍繞生命問題的核心概念,“生命”指的是什么呢?我們從何種層面理解它,我們的問題就將發現在何種層面。19世紀以后,隨著人類對生命科學的認知逐步積累,時至今日,使我們的常識里,已普遍接受了對“生命”從生物學、遺傳學與物理學的綜合層面來理解的定義。比如,恩格斯曾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指出,“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個存在方式的本質契機在于和它周圍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斷的物料交換,而且這種物料交換一旦停止,生命就隨之停止,結果便是蛋白質的分解”[1]。最新的維基百科則對“生命”這樣理解:“泛指一類具有穩定的物質和能量代謝現象(能夠穩定地從外界獲取物質和能量并將體內產生的廢物和多余的熱量排放到外界)、能回應刺激、能進行自我復制(繁殖)的半開放物質系統。生命個體通常都要經歷出生、成長和死亡。生命種群則在一代代個體的更替中經過自然選擇發生進化以適應環境。”[1]這些定義我們也可以看作是近現代人們基于自然科學的進步而對生命發問與解答的結果。從自然屬性角度看,人類這一種群是截至目前在宇宙中能夠發現的具有最為復雜物質系統的生命體。從自然屬性來關照人的生命問題,生命問題也就體現在人類生老病死中的自然生命續存、健康、進化等問題。古代有專門研究長生不老術的,現代進化為專門研究養生術的,都屬于研討這一層面生命問題解決法的,其中不乏有些十分荒唐,實屬一種偏狹地對生命問題的探究與解決。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教授曾在他《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極限》講演里提出要“以科學來應對三大致死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癥與神經退行性疾病對人的生命的挑戰”[2]。這也是在自然生命的層面來推進19世紀以來人類在生命科學認知之路上步伐的。動物按本能生滅,人類則靠發明創造改變自己自然生命的進程,這里面有超出本能的知識積累。

              然而,近現代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人類在狹隘的視角里片面地光看到自己創造的偉大的物質與精神文明之時,以一種近乎狂妄的態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成為地球霸主。但很可惜的是,人類卻依然還不能真正征服自己,因此也將直接危及這個族群在地球上的綿延——不用說,人類尚不能決定自己的生,也還不能決定自己的死,每個人仍必須遵從自然生命的本意,只可獲得有限的在世時間。正是由于這種時間上的有限性,對個體而言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人類社會某一時段,如果恰巧生存環境惡劣、殺伐征戰尚屬平常、貧窮動亂仍是挑戰的話,這一切就將成為個體生命的全部倒霉遭遇;更者,在今天,當個體生命的外在小環境已然和平富裕,又為什么還有自己求死、抑郁痛苦不斷在發生呢?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具有獨特的氣質稟賦;所處世界,也都具有每個時代、地區的歷史特殊性。為此,個體生命歷程很不相同,而且并不被擔保必然都有個美好幸福自由的過程。與以往人類相比,現代社會里的人,生命遭遇的挑戰并非主要是大規模自然災害或戰爭等帶來的生存危機,倒是時代主題的急劇變化與對未來的不可控感,不斷挑戰個體的感知體驗極限。于是,極具個體性的生命委頓問題凸顯了出來。委頓就是生命的頹喪、疲困,用現在的話講有三種表現:“無聊”“佛系”“自戕”。第一種是“無聊”。無以聊賴、憑借的生命狀態,想找卻找不到這條生命的存在感,只好通過不斷地對物的占有和消費來尋找存在感。第二種是“佛系”。生命的感知體驗保持無痛無樂、怎么都行狀態,喪失改變、奮斗的志趣,不想(不屑)證明這條生命的存在。“佛系”與現代性密切相關,“佛系”實質上也是一種生命在感知體驗層面的消極抵抗與心理防御狀態。第三種是“自戕”。自我傷害乃至自殺,直接否認自我生命的存在價值,生命的存在簡直毫無意義,痛苦萬分。自殺是生命無意義的極端表達。生命的委頓不同程度地顯示出人的不自由:為物所役、為感受所役。因此,更為根本的是,人類生老病死問題的背后還有深一層的生命問題:在世生命對幸福與自由獲得的問題。人類的生命如何面對不可控的客觀生死,外在于己的客觀社會生活,無力控制的主觀精神世界,去增進生命綿延的質量?這里就涉及對生命精神層面的理解,我們人類至今都在孜孜以求地探尋這個根本問題的解決之道,這里面就有一個超出知識的智慧存在。

              跳出只與其他動物生命體相比較的“高貴”視角來看待人的生命,也許可以平和客觀。隨著當代宇宙天文學的不斷發展,讓我們人類基于科學而不是猜測,拓寬了理解自身的視角。天文學家薩根曾在《伊甸園的飛龍》這本書里做了個宇宙年歷,把138億年的宇宙歷史濃縮為1年,他說如果說1月1日是奇點大爆炸宇宙誕生的那天的話,那么直到12月最后一天的22點30分第一批人類才剛剛出現,人類那些偉大的歷史事件:工業革命、發明計算機、人類登錄月球、互聯網誕生……只是最后“一秒鐘”發生的。這樣的宇宙視角,能讓人更好地理解自身在時空上的有限性,同時又不乏對這個具有創造力的種群生命以恰當的尊敬。人類生命體,難道不是宇宙的瞬間光亮,卻也珍貴非凡嗎?

              人生就是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出現在宇宙歷史中,從出生到死亡之間那段生命歷程。就人而言,“生命”是個體的存活生長過程,是生老病死的自然歷程,和所有的生命體沒有本質區別。有壽長夭短、有旺盛凋敝。其次,“生命”也是個體的感受體驗過程,是苦樂自由的精神歷程,這又在宇宙中可能獨一無二。有喜怒哀樂、有豐盈單調。人的生命具有“存活生長”和“感知體驗”兩個面向,體現了人作為類存在的生命屬性。所以,我們會把生命比喻為“河流”,標識著生命的“過程性”,來說明生命流逝的一去不復返。我們也會把生命比喻為“花”,標識著生命的“復雜性”,來說明生命無限的可能性。需要說明的是,人類個體生命這兩個面向只可能在社會生活中獲得理解。我們來到世界上,擁有的寶貴思考能力,其初衷大概不是來為了專門來證明活著沒有意義的。我們都不可遏制地要去捉摸生命意義,叩問生死之間這一世人生該怎么活得美好。正是在那個時刻,人類感到“生命在世”是個不小的難題。我們似乎沒有辦法只依靠知識就能解決生命在感知體驗面向上的諸多問題,生命智慧即從這里談起。

              先看智慧,“智慧即合乎人性發展的真理性認識,智慧是具體的。智慧是對宇宙人生的某種洞見,它與人性自由發展內在聯系著。”[3]已故哲學家馮契先生在他的哲學著作中如是言。智慧是對客觀知識的獲得,也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但不止于此,更是與人的存在、感知、體驗密切相關的認識。它一方面體現為個體性,別人的智慧不經過你自身的一番經歷體驗是無法遷移到你的生命中的;另一方面體現為實踐性,沒有具體實踐就沒有真理性認識的獲得,就沒有智慧。所以,屬于智慧的東西,無法教授,只好啟迪,也是在這點上,智慧與知識很不同。那么我們探討的“生命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每個人在生命的具體展開中,都會對生命三大基本問題,渴望獲得來自內心的確定性,哪三大問題:生命存活生長的問題、生命離世消亡的問題、生命感知體驗的問題。對生命的實然有洞察、對生命的使命有體悟、對生命的自由有實現,這就是我們希望擁有的生命智慧!所以,生命智慧根本上,就是人對生命本質的洞見及其對生命問題的解決。這種解決對個人而言,體現在對生命有限性的領悟、義無反顧地做出生命的選擇,極盡可能地把生命的潛能予以充分的實現,在社會生活中良好地安頓自己的精神世界。可見,生命智慧對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實現美好希望、豐富生命意義具有重大意義。生命智慧是屬于人類的,它的實現必然是對真、善、美統一的具體實現。因為,只有在這個具體實現中,人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宇宙與人生,從而真正獲得自由,而且是最高自由。

              二、儒家的洞見:知命

              傳統儒家的生命智慧從根本而言,是以一種超拔于生命有限性的寬闊視角,洞徹人生的意義,謀求在世生命的實際問題之解決。從一開始,儒家的生命智慧走向便不是要專注生命的自然屬性來了卻人的生老病死帶來的問題,而是要超拔出自然生命有限性來解放人對自身生命的諸多束縛。傳統儒家的生命智慧從具體而言,實際是浸透在歷代儒者由知“命”到俟“命”的生命當中的造“命”史,是一種實踐經驗。我們若要接受儒家生命智慧的啟迪,而非只是記誦生命知識,最好的方式便是理解歷代儒者所面對的歷史環境,他們的生命問題及其他們的真實抉擇,然后再在實踐中體悟一把。儒者,不僅包括儒家學派里的先賢,比如孔子孟子;還有許許多多尊崇儒學,通習儒家經書的讀書人,他們都具有典型的“入世”的人生態度。

              儒家的生命智慧,首先體現在儒者的生命洞見之中,這種洞見可以概括為“知命”。這里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儒者洞見“知命”的實質是什么?為什么洞見了“知命”,就開啟了生命智慧之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這是儒家對生命之問的經典表述之一,我們如何來理解這句話?在這里,只用普通人的常識就好,古代人和今天的我們在這一層面的體驗上沒有多大的區別。“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孔子有個學生,叫冉耕(字伯牛),品性高潔,卻得了重病,孔子對冉耕情同父子,傷心得不得了,呼之這個人啊,竟然得了這種病!這個人啊,竟然得了這種病!感嘆這樣好的人也竟得了惡病,扼腕嘆息之余只能將其死的結局歸于“命”。后來,孔子最喜愛的弟子顏回(字子淵)也先他而去,“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孔子痛苦萬分,直喊老天爺要了我的命啊!老天爺要了我的命啊!這在向來主張“哀而不傷”的孔子來說,顯然是超出了中和之度,悲傷之極。命,往往就是在這樣的生命體驗層面被意識到,表達著個體對自己及相關的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禍福等際遇不可知、不可控的無奈。“命”,殷商時期多指上帝的命令,周代則多指天的命令。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雅·大明》)只是到了儒家創始人孔子處,才首次明確地談論以上具有個人色彩的“命”,發出了有德的人為什么得不到天的庇佑的生命之問。孟子后來給這樣的“命”下了定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命”,是儒者們深刻體會到的一種人力不能自主且不可知的外力對生命的影響,關涉從個體的生死、疾患、窮富乃至“道”之行天下與否。那么儒者該是很宿命的了?恰恰相反!對于至今我們還會聽到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話,從真正的儒者角度來看,只能說是一種對客觀無奈現實的曠達陳述,至于推出接下來就得認命不作為了,那恐怕真是后人的俗常曲解。

              儒者體驗到不可知的“命”,卻反而主張要積極地用理性“知命”,不矛盾嗎?而且為了什么?儒者講知命,是把這個“命”看作為生命的道理了,融合了儒家內在精神的堅韌生機。知命,這個第一層就是要知作為個體命運里哪些是不可控的外部條件:“時和遇”。認識外在于自己個體生命的時機、時代的變化,理解求而不得、不求而得的各種際遇。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竹簡,記載了當時儒家學派對這個“命”化作對“時與遇”的理解:“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茍有其世,何難之有哉?舜耕于歷山,陶拍于河谷,立而為天子,遇堯也。邵繇……遇武丁也。……初韜晦,后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不遇,天也。動非為達也,故窮而不怨,隱非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窮達以時,德行一也。……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①楚簡在此指明了個人的窮通禍福無論如何變化,都有一個特殊的“常”在,這個“常”即在于有個外界的時世和際遇的“變”是永遠存在的,這即是儒家認為要知道的每個人的“命”,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只有變化是永遠不變的。”我們要對這句話本身有所覺悟,才能做到不去專營揣測一個個具體變化,恰恰是要從無常的變化之中識別其中的常,從理性上把握“時”和“遇”,當然對這個“知”自然有一途徑與一方法,這里暫且不細論,只需要明白的是這途徑與方法就是要記得人的眼睛首先得向世界去看一看,要“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知天所為,知人所為,多見多聞,這可謂對“命”在個人感知體驗上的具體所知,不可不說是生命認知上的洞見。當然,對“知命”的洞見絕非只是停在這一層面上,否則還為什么以時以遇作為具體的認知內容來具體化?知命的根本要義,在于儒家對“不可知”這件事本身希望達到內在確定性——即知“不可知”。這恐怕是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的更深一層理解。這是知命之“登堂”段位。更進一層則要知個體命運里自己可控可為的內部條件,在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一文中也討論了這一層的“知命”,深化了我們對儒家“知命”的了解,正所謂“君子敦于反己”。修身乃至行當行之事的德行是可以全憑自己的,有一份作為就有一份進步和改變的可能,儒者關注明察天人之分,顯示出其理性的曠達,而對自己這條生命的長度與寬度講究認知,則不能不說顯示出理性的敦實。所以儒者都會強調“己”,“知命”在此自然轉換為要知“己”。為什么孔子常對弟子教導“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能也?”(《論語·憲問》)老是患慮他人,就是不知命啊!不知命中的“無常”之“常”,不知命中的“時與遇”,這種患慮就不算是生命的洞見,更談不上智慧,怎么能讓生命的歷程獲得正確的打開方式呢?毋寧說這只有讓生命為他人所役;而人卻需要常常患慮自己的能力,捉摸自己的能力,這正是儒家重“學”的由頭。這就是知命之“入室”段位了。“知命”本質上就是深刻理解哪些是自己無能為力的;哪些是自己作為一個人所應當做的。然而“知命”絕非易事,它一開始就要求一種超越俗常的理性直覺。

              三則在對生活的享受里獲得生命質量上真實豐富的廣度延拓,由此體現出個體生命在幸福觀上物質與精神統一。雖然孔子一生坎坷奔波,然而這卻并不妨礙孔子盡情樂享生活的每個當下。過好平常生活,重視、愛惜自己的生命歷程每一個時刻給予的感知體驗,才能更好地在關鍵時刻有修為、有能力承接使命。所以,孔子是個美食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有好吃的,總是神色改容而不自覺地會站起來“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論語·鄉黨》);孔子會是個樂迷,“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孔子一生熱愛學習,認為自己最大的快樂就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孔子在家中時的狀態總是“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論語·述而》),一副輕快舒展的樣子。何以如此,不怨天不尤人的真實狀態來自“俟命”的真誠實踐,這種純粹的真實的快樂真是讓現代人羨慕不已。

              明代大儒王陽明對個體生命的超越上與孔子一樣,以典型的“知行合一”學說詮釋了自己的生命智慧。他的人生困厄經歷甚至比孔子更猛烈,下獄、被貶、追殺,王陽明卻在成圣成賢的志向指引下,經歷委頓,卻終沒有沉溺,被貶到條件艱苦的貴州龍場,獲得一場著名“龍場悟道”找到了內心的自我確定性,從艱苦的生存環境與前程渺茫里生發“吾今惟俟死而矣”[5]的“俟死”心境,然中獲得對命運本真的理解,領悟到圣賢境界不向外物所求,而是全在自己,轉而以“俟命”之生命積極狀態,終發明了“致良知”的心學,這一學問與其知行合一的人生踐履不可兩分。王陽明這樣來理解自己的“俟命”之學:“‘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6]俟命對王陽明的自我成長歷程來說就是在生命的一系列委頓處不逃避命運禍福貧賤而堅守仁義,點滴認取天命的“學以成人”,它解決的正是人生困頓處對生命狀態的選取與堅持問題。王陽明的“俟命”之學不但對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更對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起到了鼓舞作用,而且東渡日本,對日本的明治維新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王陽明曾因平定寧王叛亂被授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他能文能武、其氣節、功業與文章都屬中華文明中的豐碑。王陽明故居有一塊牌匾,上書“真三不朽”,準確地說明了一代大儒王陽明在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都真正做到了不朽!他的自然生命有限性在其超越中,融匯到民族的歷史生命里而不朽,重要的是王陽明他自己真誠地在生命的歷程中感受到了極大的圓滿。

              真正的儒者一生修身俟命,從未停止過,最終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精神自由境界為其目標,儒者這種自由不是由佛系而來,而是腳踏大地,做足人事而來。儒者生命的意義正是個體生命在某種使命感的自覺認取中極盡綻放,充盈豐滿地發展它,通過對在世自然生命有限性的超越——在社會歷史生生不息的民族歷史生命中達到不朽——獲得生命在其自身的歷程中的終極意義。通過對儒者由知命到俟命的生命智慧的探究,今天我們能否受到啟迪,這須取決于我們對當今人類自身所處的時代、世界的發展變化趨勢的洞察,深刻領悟個體生命所處的大變局之發展進程,恐怕還取決于對我們自己的個體稟賦、才能進行自覺的判識,由此獲得對個體生命有限性的領悟以及將個體生命融入民族歷史生命的覺悟,在此基礎上從而獲得義無反顧地做出某種向善選擇的勇氣與能力,真實地把生命實現在社會生活的創造之中,是為當代版的“俟命”。

              從生命問題之解決的根本義上看,儒者“俟命”的最大啟示在于越能認取到時代變化中強大的使命召喚就越能夠建構起人生意義與穩定的幸福感,就越能增進我們的生命智慧。生命的意義、穩定的人生幸福感本質上都不在那些人無法控制的外在性事物。這些外在事物既包括個體本身的先賦因素,也包括身外物質利益。生命的意義、穩定的幸福感在于自覺意識到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為了人類美好生活,為了人更尊嚴、更自由的生存而奮斗不息的使命中。

              個體天賦才能的大小差異并不能決定對人生幸福感的分配比例,人生的終極幸福平等地分配給每一個將自己堅信的事業做到極致的人,正所謂盡人事的人活得最坦然快樂,最能享受生命的充實。這是因為凡能將自己堅信的事業做到極致的,其一定內含著個體的創造,我們的生命意義和幸福往往來自個體的創造過程,而我們的創造物乃至創造過程將標識我們到底是怎樣的人。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快樂無法長久地來自單純消費,因為消費僅僅只是消極占有,卻沒有創造。挫折困難一時會成為生命委頓的元兇,然而它們僅僅是生命之河里的某一個生活當下,它們在使命意識中,必然會成為創造生命豐富充盈的重要條件。君子居易,即能在挫折困難的環境中仍保持良好心態,平常處事,行當行之事,體悟人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易傳·系辭》)傳統儒家生命智慧依舊在今天熠熠生輝,它啟迪我們在理解生命短暫美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領悟,每一個生命每一段人生,除了像是宇宙間的瞬間光亮被點燃之外,它還可以如此獨特、自決,通過創造活動實現對個體有限的自然生命的超越,以成就如此綿延偉大的文化與文明。無論我們是接受了怎樣的氣質稟賦來到這個世界,無論我們每個人的時機與境遇有多少差異,我們其實都可以將自己有限的生命灌注到人類生生不息的潮流中,把握歷史發展趨勢、創造美好價值,讓自己的這個個體生命由此極盡所能地豐富充盈起來:自由而充分地發展,這就是人生之大業;每天都有新的獲得,這就是人得天地大化之“道”于己的最大的“德”。這正是來自生命本身饋贈給我們每個人的幸福與快樂,這種幸福和快樂的本質恰恰是我們自己為自己造命所達到的日益自由的境界。

              參考文獻

              [1]謝平.生命的起源——進化理論之揚棄與革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74.

              [2]施一公.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極限[J].科技中國,2016(2):90-93.

              [3]馮契.人的自由與真善美[C]//馮契文集:第3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01.

              [4]錢穆.中國歷史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25.

              [5][明]黃綰.陽明先生行狀[C]//王陽明全集(四).北京:線裝書局,2014:179.

              [6][明]王守仁.傳習錄上[C]//王陽明全集(一).北京:線裝書局,2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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