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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古國”說在晚清的緣起與演變

            來源:中國期刊網 分類:歷史 發布時間:2020-07-17 瀏覽:0

              內容提要 晚清中西知識交流中,西人初步提出了文明古國的說法,又借中西文明的根源性探討,重審中國在世界上古文明中的地位。隨著相關說法在東亞,尤其是中國的傳布,梁啟超等人在引入地理決定論的基礎上,以國人視角創立了各種“文明古國”說,同時將中國視為重要成員,以回應中西學術的本源之爭。盡管晚清國人的“文明古國”說存在指稱和時限差異,卻奠定了今日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國”說的基礎。

              關鍵詞 文明古國 西人建構 梁啟超 地理決定 文明爭論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20)04—0069—09

              《貴陽文史》(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雜志學術版是由貴州省文史學會主管,貴陽文史雜志主辦的省級學術性、知識性、資料性文史類國內外公開發行學術期刊.是貴州省最早的文史類學術期刊之一。

              文明古國一詞兼具歷史悠久與早期開化程度高,影響及于世界的意義。對今日國人而言,“四大文明古國”說作為約定俗成的指稱,展示了國家的悠久歷史和民族自豪感。實際上,晚清以來“文明古國”說的緣起演變,以及何以發展成“四大文明古國”的指稱,仍有待于繼續細致梳理。本文旨在探討“文明古國”說在晚清的演化,揭示外來說法對清末國人歷史認識和觀念建構的影響,及其蘊含的中西文明話語之爭。

              一、西人的“文明古國”介紹

              近代西方考古證實了歐亞上古文明的存在,也成為西方文明溯源的基礎。19世紀中后期,隨著中西交流發展,來華西人向中國介紹世界歷史和地理時,初步勾勒出世界上古文明國家的數量和時限,開啟了晚清“文明古國”說緣起演變的序幕。

              1870年,艾約瑟在《中華教會新報》上發表《巴比倫考》,以西方典籍為基礎敘述了巴比倫的名稱來源,稱巴比倫建城大約在虞舜35年。其強調古典記載對歷史判定的重要性,以中國歷史時間為標尺,便于讀者了解不同地區的早期發展史,隱約有中西對比之意。西人介紹上古其他國家時,考慮到中國人的接受,也稱贊上古以來中國文教的影響。威妥瑪稱天下分東西,中國在東方世界的尊榮地位,使得四鄰向化,即使偶有“不畏兵威”者,“亦無不共服其教”,且“三千余年皆是如此”。這就以3000年為時限,于東西文明對比中肯定了中國的地位。但這一觀點未必能得到晚清國人的認可。有人就稱本國“自五帝至今,上下四、五千年,并未說有創造天地萬物之大王。”既有中國歷史延續四五千年的民族自豪感,也對西人將宗教記錄等同于歷史的做法不以為然,本質仍是東西文明孰優的爭議。

              考察史事,丁韙良似較早提出了上古古國指稱,即埃及“古國也,在阿斐里加東北,俗秉回教,衰弱久矣。”此古國指稱側重歷史時間,強調埃及歷史久遠,而地理位置說明了上古不同地區的發展。至于“衰弱久矣”的闡釋,多少說明了古國埃及的近代命運和現實危機,流露出古國如何應對近代發展的思考。此后,丁韙良的《古國遺跡》指出世界五洲中以亞洲最古老,人類產生于此而后散居四方,“風化之開獨早”,各國的語言、文字、政事、制度和宗教信仰“莫不創于亞細亞”。古代著名國家尼尼微、巴比倫、印度、波斯和中國“悉興于此”,而“別大洲先被化之各國,亦皆附近于亞細亞”,如希臘、羅馬和埃及。當時亞洲所存的古國僅有中國、印度和波斯。這就指出了上古文明的標準,亞洲成為世界文明的起源地,以中國、印度、波斯、巴比倫和尼尼微等為代表,對其他大洲的文明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將埃及、希臘、羅馬文明系于亞洲文明的輻射范圍中,有助于借助世界上古史敘述中的亞洲中心觀回應“西學中源”說。作者還稱古代亞洲西部的猶太、腓尼基、德羅亞(即特洛伊)等“聲名文物,彬彬稱盛”,近代以來,歐美學者先后前往這些地區“勘尋舊跡,用資考證,兼示不忘本原之意”。考古發現中,尼尼微、巴比倫的“碑字類蟲篆,初不辨識,久乃漸通其文,參之古書,若合符節,所載事跡足補典籍之闕”,德羅亞古跡也足以證明古代名士的詩篇為事實。故“觀于此可見古人著作考據之真,又可見今人好古敏求之效也”。近代考古發掘印證并還原了古代典籍中的史事,成為重新認識世界上古文明的重要憑藉,推動了“文明古國”說的發生、發展和傳播。

              耶穌教會士還嘗試向中國人介紹世界文學的起源,稱“所業之文學,合古埃及、尼尼微、巴比倫、希利尼(即希臘,引者注)、羅馬等國而為各西國文學之原。如木之有枝葉,其發榮之本根乃在四千載而上,與華國差同。”其以古代猶太文學的傳人自居,強調世界上古諸國的開化時間在4000年前。又在西方文學的尋根求源中,嘗試建立與古代西亞北非及地中海文明的關系。

              如前所述,西人介紹世界上古文明時,也嘗試以中國的歷史時間為尺度。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林樂知等人編撰的《四裔編年表》。該書起于少吳四十年壬子,以編年體形式簡要敘述日本、印度、波斯、小亞細亞、亞西里亞(還有巴比倫、西里亞)、巴勒士登、希利尼、埃及等國的發展,將洪水傳說作為西亞諸國歷史的肇端。此書以中國帝號紀年法為主,輔以西方公元紀年,于較完整的世界編年史中引入了不同于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歷史著述中中西時間的交融統一,便于國人了解其他地區的上古史事,展示了上古主要國家的演進,也是一種兼容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著述嘗試。

              西人也將文字作為上古國家文明開化的重要標準,稱西方語言學家考證古今語言文字,意在展示最初“語言文字之道理如何,規模如何”。中國、巴比倫、埃及的早期文字都以象形為主,可參證比較。這以文字為標準,說明了中國、巴比倫和埃及在上古文明史中的領先地位。文字之外,還有其他上古文明的標準。花之安介紹了西亞北非及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開化程度。如埃及的制作、律法、農政、技藝可謂上古之盛,古跡留存較多,文字以象形為主;巴比倫“專精天文、數學”,甚至后來中國的神農、伏羲也生于此;猶太為耶穌降生之地,四千年事跡“班班可考”;希臘“考究理學、格物,國政修,兵法備,制作精”;羅馬的“兵法、律例頗為詳明”。其以歐洲中心觀和基督教神學觀念為基礎,昭示了這些國家的上古文明成績,以及古跡對重新認識上古歷史的意義。作者援引拉克伯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強調中國文明與巴比倫文明的傳承聯系,揭示了中國在世界古文明中的地位,也是對中西文明根源性探討中“西學中源”說的反動。

              《圖畫新報》較早將中國與埃及、巴比倫等共同視為文明古國。其稱“世界最古之國”包含中國、印度、猶太、埃及和巴比倫,指出巴比倫已衰敗不能為國,又以人工古跡為切入點,稱埃及宏偉巨大的古建筑本為“表揚其國君之能”,無裨實用,反倒是中國的萬里長城和運河方可稱萬世之利。這一“世界最古之國”的闡述,或為后來“四大文明古國”說的最初雛形,也有將中國引入世界上古史的用意,強調了不同古文明問的差異。而猶太的強調則展示了教會報刊的性質。西人將中國納入上古文明體系后,嘗試給予其超過其他文明的時限。李佳白稱“中華為五洲上國,文教最先。神皋沃壤,戶口蕃庶,尤甲地球。”這強調中國上古文明形成之早,及其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固然考慮了中國人的接受,也折射出“西學中源”說的某些余韻。

              李佳白討論中國文教開化的起點時,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國“文教之興在六千三百年以上,迄今無改”。這甚至有一種為中國歷史表榮光的意思。他以伏羲畫卦為中國文教綿延的開端,利用中國的歷史時問闡釋其他世界上古文明的發展。如歐洲的格致技藝雖源于希臘,盛于羅馬,“實托始于古埃及”。古代歐洲先受教于巴比倫,后在大約商朝時,“灑哥洛從埃及來,建國于雅典,教民禮義文字,是為歐洲人文學之祖”。作者展示了中國文明的源遠流長,更重視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起源。這強化了埃及和巴比倫在世界上古史的地位,也回應了“西學中源”說。如何在歐洲中心觀下說明上古不同地區的文明,成為西人在向中國人灌輸歷史知識時必須考慮的問題。這一觀念或影響到了其他的報刊。《萬國公報》有文章指出,早在中國殷商時期,埃及就“以文雅蜚聲于全地,而為希臘(鼎于中國周代)、羅馬(鼎于中國漢代)導師”。西人對文明古國的標準判定,不僅應歷史悠久,更需要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東西文明的相互關系成為“文明古國”說的重要內容。

              1901年前后,英國人華立熙發表了以“古世文明”為題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埃及、巴比倫、亞述、猶太、米太和波斯,指出了這些國家上古文明開始的時間。埃及創建“不知始于何時,迨為后人考知之世,則已建都分省,一切政制,粲然犁定矣”,大約西歷前2700年,米尼司王戰勝下埃及,建都孟菲斯,此后歷代遞嬗近二千年。巴比倫和亞述作為世界古國,也無從追溯緣起。前者在太古時亦稱迦勒底,以巴比倫為首都,其在各地建造殿宇,大興文學,皆西歷前2000年的事情,后者是巴比倫西米底族人北進時建立的國家。猶太作為亞述與腓尼基的親屬,最初由亞伯于西歷前2000年得上帝默示遷居迦南。至于米底和波斯,其史事發生的時代已經是公元前7世紀的事情了,且代亞述和巴比倫而興。盡管同樣隸屬于古世文明,但米底和波斯卻較前四國晚了千余年。如此,埃及、巴比倫、亞述和猶太在上古文明史的地位,未必是米底和波斯所能比擬的。

              當然,近代考古成績對西人的“文明古國”說有重要影響。學者介紹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的發現,稱“其時在紀元前二千二百年,當中國夏禹之世,實為天下萬國古律之造端”;埃及地區發現的古代石碑上有學者賈欽那的《格言》,“為紀元前三千九百年,當中國伏羲以前一千年,去今五千八百年。各國縱有達人,恐皆瞠其在后”;印度也發現了“皇初遺跡”。中西歷史對比中,多少有后來“四大文明古國”說的影子。李提摩太以考古實物為基礎,強調巴比倫和埃及有據可考的歷史都超過了中國,反對李佳白對伏羲畫卦的時間判定,指出中國的文教開化并非領先世界。這對晚清國人的歷史認識產生了沖擊,如何在世界上古文明敘述中安置中國的位置,也成為需要回應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近代考古發掘也對有著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考慮的“西學中源”說產生了重大沖擊,同時也成為“中國文明西來說”的重要依據。

              二、外來教科書與梁啟超的文明古國建構及影響

              19世紀70年代,晚清國人已直接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古國認識。駐英公使郭嵩燾就有“英人高第丕著《古國鑒略》,述猶太、巴比倫尼亞、亞述利亞、埃及、希臘、羅馬、印度及中國凡八國,并立國數千萬年,而可紀數者終不過五千年,以前皆得之荒遠傳聞”的記錄。西人提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個古國,實將中國納入到世界上古史。這些國家立國時間雖長,有記錄的史實卻不過5000年,揭示了古國標準。這也有助于郭嵩燾了解世界上古史中與中國并立的古國。

              實際上,清末新式教育改革中,外來歷史教科書的應用和改編,為國人接納“文明古國”說提供了便利條件,有助于“文明古國”說在晚清的社會化,更成為構建本土化的“文明古國”說的基礎。美國人邁爾的《邁爾通史》是在清末有重要影響的世界史教材,且提出了最古文明國的概念。他稱古代東洋諸國“民族既殊,其性亦各異”,埃及善于建筑工藝,西里西亞勇壯剽悍且建筑雕刻精美,巴比倫尼亞習于商業,愛珍寶麗品,希伯來以一神教稱,斐尼西亞殖民通商,傳東洋文明于西洋,波斯“宗教文學甚盛”。這些國家的人民“皆最古文明國之人也”,共同成就了古代東洋的文明,使之具有單純和偉大的特性,且尤以埃及為代表,“實希臘羅馬文明之原動力也”。時人或以埃及開國時間為公元前3000年,或以為公元前5000年,考諸新發現石碑,后說更確。作者的東洋認識不同于當時日本學者的觀點,確立了世界最古文明國及不同國家的民族特性,強調其對希臘羅馬文明的影響,論述了近代考古對于古國歷史重現和判定的意義。作者敘述西亞北非地區的最古文明國后,話鋒一轉,指出大地各國除埃及外,中國“建邦最早,開化亦最早”,又接受“中國人種西來說”,稱中國“開國約在西歷前三千年”,后“創業垂統,以迄于今”,五經為“寰宇最古之書”,其中“有四五千年前所著者,其古可想”。這在西方中心觀的世界史敘述中將中國納入最古文明國,與西式分期影響下近世中國史敘述“納中國以入世界”的嘗試相映成趣。邁爾的教材在清末學堂的應用,對國人接受“文明古國”說有積極作用。

              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提示了亞非文明古國的長久影響。如古希臘人“勤學好問,美譽四馳”,很大程度受益于埃及和巴比倫,后兩國學問的最盛時期相當于中國夏商周之世,經希臘繼承發展,影響深遠。作者追溯西方學術的緣起,強化了古國埃及和巴比倫的地位。中國歷史時間的應用,固然有助于國人了解世界上古史事,也有助于“文明古國”說潛移默化的傳播。

              比較這些“文明古國”說,梁氏思想上的流質善變顯露無疑。研究者稱其敘述文明古國時前后觀念變化明顯,此說甚是。但《支那文明史》奠定的底色卻不容忽視。而梁氏清末新學巨子的地位有助于其“文明古國”說的傳播和接受。蔣智由在《中國人種考》中指出,太古文明包含起源于公元前5500年的埃及,起源于公元前4500年的迦勒底,以及赫梯、巴比倫、小亞細亞、腓尼基等,故地中海沿岸的西亞、北非和東南歐實為世界上古文明的起源。他又稱上古文明形成與優越的地理條件密切相關,埃及、迦勒底莫不如此。蔣氏接受了“中國人種西來說”,強調地理因素對古文明形成的影響,敘述文明古國時并未提及中國,這也是他與好友梁啟超不同的地方。同樣作為梁啟超的好友,夏曾佑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較明確地提出了“文明古國”的說法,稱“世界各古國,如埃及、巴比倫、印度、希伯來等,各自有書,詳天地剖判之形,元祖降生之事,其說尚在,為當世學者所知。而我神州亦其一也”。中國成為與埃及等并列的世界古國,各有典籍的事實依據也折射出這些國家的上古文明開化程度。相較于梁啟超的“文明古國”說,夏曾佑借希伯來強化了猶太民族上古文明的地位。此新式中國史教科書在晚清民國的廣泛應用,有助于將“文明古國”說烙印于近代國人的思維世界。康有為稱“大地文明之古,自中國印度以外,突厥之境,為文明發生之始,亦為戰爭之聚”。后一地區幾千年來變化繁多,關系歐亞交通,是“最重大、最怪異之境土”。埃及和巴比倫“與我國文明早發則同,而慶幸亦多迥異也”,且巴比倫和亞西里亞地近俗同,實為一國,“與埃及之文明兩源發生,并在唐虞以前”。中國文明難以與埃及、巴比倫簡單比較,后兩者也“終不類我國之一統在黃帝堯舜前耳”。這與梁啟超的“文明古國”說基本相近,更強調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時間早于埃及和巴比倫等,寄托了文明確立時間早、延續至今的民族自豪感,影響到了后人對本國作為文明古國的特性認識。康有為還以希臘為歐洲文明之祖,稱“大地文明大國,惟吾中華、印度、巴比倫、亞述、波斯、埃及與希臘矣”。其所謂“文明大國”,也相當于古國。以希臘為歐洲文明之源,隱約有古今中西對比之意,也說明清末國人“文明古國”說的復雜性。章太炎1909年與梁啟超通信時提及亞洲四文明概念,指出“亞洲四文明國語悉當學習,一漢語,二梵語,三波斯語,四亞刺伯語。此皆文化舊邦,其言足以明道藝,極文采”,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字“皆就此四種文字剪截挫碎而已”。語言文字成為“文化舊邦”的重要標準,以亞洲為其他地區文明的源泉,展示了亞洲中心的觀念。但在具體國家上,章太炎的亞洲四文明與梁啟超的“四大文明古國”說差異較大,這也在于二者的立意和標準不同。

              上述例證說明,以梁啟超為人際網絡核心的清末知識人對“文明古國”說的接受,以及彼此的差異。同一時期,梁啟超的“文明古國”說也通過白話報刊對一般國人產生影響。有人將其《地理與文明之關系》翻譯為淺顯易懂的文字,稱中國、印度、巴比倫和埃及受惠于河流平原的地理因素,“全都在幾千年以前,就成一個大國的形式,很有文明氣象……和世界上的文明,很有好大的關系。”舊文新顏的處理中,此處更重視四大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影響,揭示了梁啟超“文明古國”說在清末的社會化傳播。

              三、文明爭論下的現實回應

              近代西方(或稱歐洲)文明的強勢話語下,國人認識到文明古國雖各有特性且影響及于世界,卻都面臨著近代文明的新挑戰。如何使中國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下求得新發展,成為國人應用“文明古國”說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梁啟超指出,中國、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等雖為西人所稱的文明祖國,但在全球“若比鄰”的近代,其他四國不能與歐洲人交流而“生新現象”,故“文明已滅”。當時世界只有以歐美為代表的泰西文明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泰東文明,更是“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他期待以近代西方文明為中華文明的新發展提供新活力,同時將中華文明與泰西文明置于平等地位。《申報》指出,李佳白稱亞洲有中國和印度兩古國,前者開辟5000多年,后者開辟4000多年,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當時兩國的現狀卻不由令人起“喧賓奪主,古不如今之慨”。古代文明在近代轉型中的無奈和苦痛,暗含了以近代西方文明重審古代文明的深意,古今文明的差異隨之展現。

              近代西方文明在清末的強勢話語,也使得國人的“文明古國”說既反思了近代中國文明落后的原因,甚至以近代西方文明為未來發展路徑。有人稱中國和印度“發達最早,輝映亞東”,泰西的巴比倫和埃及也同時興起。又借鑒地理論定論,指出中國和印度作為大陸國家,受阻于海洋,交通不便,沒有外界競爭,范圍不廣,進步不快,“歷數千年之傳衍淘汰”。巴比倫和埃及因距離地中海近,“建筑雕刻天文歷算諸術,莫不閎大精細,可與猶太神學,腓尼基航業,波斯軍政,并傳不朽”,影響及于希臘和羅馬,最終成就歐洲文明。世界文明史最終呈現出地中海文明時代、大西洋文明時代和太平洋文明時代的循環更替的發展趨勢。作者認可上古四大文明國家,卻稱中國與印度作為大陸文明,最終因缺乏與外界的交流而落后于世界;埃及和巴比倫受惠于海洋文明,成為后來歐洲文明的基石。言語之中,仍是中西文明的差異。此文也指出太平洋文明時代為中國文明的新發展創造了契機,“文明潮流乃由西亞而歐而美而復歸于東亞”。西力沖擊下,其他三國或墟,或削,或殘,只有中國“巍然適當其衛”,主張“急起直追,兼容并包,返觀自鏡,舍短取長”,最終使得中華山河復現光明。否則便是“甘受文明諸國潮流之沖擊”,而不以其他文明古國的近代命運為鑒。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中,文明古國的近代命運與應對西方“文明諸國”沖擊的呼吁,都強調中國文明已經落后于近代西方文明,并將后者作為前者未來發展的方向指示。文明的古今之別和應時之需得到強調。

              或受此觀念影響,有人稱在閱讀世界文明史時認識到中國是“最古五大文明之一”,且最古文明與巴比倫密切相關,中古文明也受印度影響,希望國人效法歐洲,以“科學分業之精理”助成“祖國之最近文明者也”,使中國由古代的黃河長江文明“一躍而為最近之太平洋海文明”。文明潮流的更替說明古代中國文明已經不適于近代,需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為方向,折射出近代中西文明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古國新命中的使命或命運顯然是以西為尊。這樣,晚清的“文明古國”說融入了不同文明問的古今與中西對比。國人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壓力,呼吁以其他文明古國的遭遇為鑒,并通過民族主義的引入強化了中國文明古國的地位,進而找尋本國在新歷史時期的發展之路。《東方雜志》有社論稱上古發達民族以中國、印度、埃及、墨西哥和西亞諸邦為代表,但“今已亡者四矣”,中國同樣面臨著滅亡的危機。作者強調地理決定論,認為溫帶民族“必聰強得天然之文明,而人為之文明即隨之發生”,中國、印度、埃及、墨西哥和西亞諸邦文明的發生“實天地使然”。但創造文明的東方民族不求進步,“既不能吸收外界之文明,復不能發達內界之文明,而遂日即于淪滅耳”。他希望中國民族在物競天擇的近代世界“深察乎文明所自來,而于內界思想發達之,于外界思想吸收之。毋為埃及諸邦之繼”。其文明古國認識很近梁啟超的認識,更主張以其他古國的近代命運為鑒,最終開啟內外兼收并蓄的發展。這呼應了晚清以來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因應之術的選擇關系到中國文明的延續和發展。這一社論還嘗試劃定文明古國的起點,“征諸書契言之,則亞系文明之發生,實當中國虞舜時代,西歷前二千二百年間事也”。巴比倫和印度文明“實在吾民族西來之后也”,埃及文明發生的時間也大致相近。盡管考古發現證明西亞諸邦建城時間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埃及文明亦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以前,作者卻以緯書為據稱中國文明早于西亞文明,埃及文明晚于中國的包羲時代。這回應了“中國文明西來說”,強調中國上古文明的形成早于其他地區,展示了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政治考慮,強化晚清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更好地應對現實危局。但面對巴比倫和埃及的考古實物證明,只能以緯書為據的回應,卻使得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最早國家的判定顯得色彩黯淡。

              晚清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使得國人將傳統文化的綿延不絕視為本國成為文明古國的關鍵,希望通過保存民族文化,應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戰。趙炳麟在《請立國學專門疏》中援引了梁啟超的五大古文明說,強調中國自周秦以來“文物典章、燦然大備”,與印度、安息、埃及、墨西哥同稱世界五大文明祖國,后四者卻“文明與國俱亡矣”。他主張設立國學專門學堂,彰顯“立國之特質”,“保存國粹,所以堅國民之愛國心也”。亡國與亡天下之辯中,設立專門國學是為在西方文明的強大攻勢下實現民族文化和國家的延續。晚清國人的“文明古國”說也帶上了沉重的時代枷鎖。與趙炳麟相比,《國粹學報》學人群體的“文明古國”說既有聯系,也有發展。許守微指出文明古國已經所剩不多,埃及、希臘、印度皆失國粹,“或亡或滅,或弱或微”,而中國“猶巋然獨著于天下,不可謂非天擇之獨厚也”,借優勝劣汰的天演公理稱中國文明適于當時世界。作者又以歐洲文藝復興為例,強調中國應仿效并復興國粹,“國粹者也,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這既有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民族自豪感,也強調引其他古國為戒,保存國粹并引入歐洲文明,寄托了以中西融合實現中國文明新發展的期待。鄧實敘述文明古國的代表書籍稱,“中國古代之有《六經》,猶印度之有《四韋陀》,猶太有《舊約》而已”。流傳數千年的典籍成為古國文明的重要標志。保存國粹成為延續文化特質,抵抗外來文化侵略,實現新發展的關鍵。《國粹學報》也指出中國“文明古國五千載”的歷史,強調傳承國粹,守先待后,抵抗西洋文化和日本新學的沖擊。

              汪榮寶肯定了中國的文明古國地位,同時期待中西文明交流。他稱中國建邦在五千年前,有世界最長的歷史,自古以來就在文化上領先東洋諸國,疆域為東亞的十分之九,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中國史占據東洋史的泰半以上,“隱與西洋史為對峙”。這賦予中國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特性,強調中國作為東洋文明代表與西洋文明同為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未將西方文明置于中國文明之上,民族主義的自豪感溢于言表。這樣,國人應用“文明古國”說時,既仰望近代西方文明,甚至以之為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也嘗試平等地思考中國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強調保存民族文化(或稱國粹)對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意義。“文明古國說”也融入了反思現實,應對挑戰,實現未來發展的深意。錢玄同與友人討論時,后者稱“世界文明古國莫古于中國,文明之備亦莫備于中國,若云能亡,未見其然”。顯然強調中國文明的久遠和完備,彰顯了時代危機下中國不會亡的自信。錢氏贊同此說,也指出“驕則必亡”,中國文明完備,若能發揚光大,不僅不會亡,“且可永存昌大也”。但聲明文物迭遭損壞,學術雖復昌明,卻仍無補于實際。錢玄同冷靜思考了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歷史,同時寄托了文明轉變以有用于時的期待。清末外敵入侵和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如何實現文明古國的近代轉變,延續中華文明并將之發揚光大,也成為那個時代,乃至此后很長時間內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的重要議題之一。

              顯然,晚清國人的“文明古國”說呈現出不同面相和深意。其中固然有本國開化時間早且綿延不絕的自豪,也有借鑒其他文明古國近代遭遇,保存民族文化,通過中西交流完成新發展的期待。中國的文明古國身份使得其在中西文明論爭和未來方向的選擇中呈現不同面相。后人再次審視晚清“文明古國”說的緣起演變,于民族自豪感外,或許也能感覺到近代西方文明對中國歷史重塑的影響。

              四、結語

              1911年,黎元洪在就職典禮上稱國人應共同努力,“與寰球各國并駕齊驅,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國歷史上發立場光彩,子子孫孫永保幸福”。這一以黃帝為中國歷史緣起的演說中,五千年文明古國包含濃厚的政治意義,揭示了“文明古國”說的社會化,更強化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古國特性約定俗成的認識。

              若以現代考古學成績為據,或許世界上古史本不存在所謂的“四大文明古國”。但從晚清來華西人在世界歷史和地理的介紹中,初步勾勒出上古主要文明及區域,并嘗試將中國引入“文明古國”說,到梁啟超等借用外來說法創立本土化的“四文明古國”說,且將中國視為其中重要又特殊的一員,“文明古國”說在晚清的緣起演變展示了現實政治、歷史文化和西方理論的交互影響。而古今中西不同文明的比較、爭論和特殊性展示,也折射出國人面對本國歷史和現實時的苦心孤詣。今日中國面臨的時代主題和發展環境已經不同于百余年前,厘清彼時“文明古國”說所承載的復雜意義,對于在歷史和現實敘述中更好地揭示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進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或不無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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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名稱:“文明古國”說在晚清的緣起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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