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視角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適應性調適

來源：中國期刊網分類：農業發布時間：2020-07-17 瀏覽：0次

　　摘要：當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模化經營大都處于虧損狀態，其主要根源在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脫離農村社區，盲目擴大種植面積;農業雇工過程中勞動力成本高，道德風險問題突出。但研究發現部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現實實踐中找到了突破口，他們通過獲取政治身份、人情化運作和策略性妥協的調適機制，即通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結構嵌入的方式，利用地方社會和農村社區中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資源，爭取發展空間，并依靠人情、面子等村莊文化和關系網絡，建立起農業工人的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經營收益。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方向的調整和適度規模經營，有助于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構建完善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從而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步伐。

　　關鍵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嵌入性;調適機制;小農戶

　　中圖分類號：F32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9)06-0093-08

　　《中國農業信息》(雙月刊)始創于1989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中國農學會農業信息分會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共同主辦，是我國目前全方位傳播和刊載國內外農業遙感/農業信息科學領域的信息獲取、處理、分析和應用服務的理論、技術、系統集成、標準規范等方面最新進展和成果，促進學術交流以及農業信息學科關鍵技術與產品的創新研發、集成推廣和應用示范的綜合性科學技術期刊。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涌入城市，使農業從業者老齡化現象日益凸顯，“誰來種地”“怎樣種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經營規模小、分散無序的小農戶在面對大市場時，由于信息不對稱，組織化程度低，經常處于弱勢地位。此外，小農戶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不足，其生產經營過程中標準化、科技化程度低，難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在這些因素的綜合推動下，規模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隨之產生，而規模化經營對科技和機械要求程度高，反過來也推動了新技術、新機械的運用，新型農業服務主體也逐步發展壯大，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快速成長的過程中也面臨一些問題。截止2015年年底，我國農業經營面積在1畝以下的農戶仍有2.1億戶，占全部農戶的79.2%，因而短期內小農戶家庭經營仍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主要形式。基于這種狀況，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對如何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學界對規模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討論已有很多，有學者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經成為農業生產中一大利益主體，并對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產業化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1]，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創新農業經營模式、優化農業投入結構等途徑，可以實現農業經營收益的增加[2]。但也有學者發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外來主體進入村莊會重塑農村階層結構[3]，且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對小農經營產生排擠[4]，“去小農化”的過程也隨之出現[5]，小農戶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處于人格依附和市場依附的狀態[6]，甚至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農產品生產商品化與專門化的過程都伴隨著“去農業化”或“去小農化”的風潮[7]。同時，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外來化、農業經營方式的短期化和農業生產關系的理性化，農業規模經營表現為去社區化，這改變了農業經營的社區嵌入性[8]，農村治理結構問題也隨之惡化[9]。為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實現我國農業生產現代化，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就需要弄清楚當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狀況[10-11]，研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發展現代農業和帶動小農戶時面臨的困境以及在目前的市場環境和制度安排中的發展趨勢。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多是從社會分層、鄉村治理的視角出發，而從社會網絡等非正式制度出發的研究則存在結構主義傾向，側重于研究社會結構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影響的靜態分析，沒有看到新形勢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主動調適，以及這種行動變遷形成的制度建構的意義。因此，接下來本文將結合調查案例，基于嵌入性視角對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動態發展展開分析，研究在農業治理結構陷入困境的情況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適應性調適機制。

　　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規模化生產困境

　　本研究在陜西省中部的H縣展開，H縣近十年來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糧食播種面積逐年下降，經濟作物對縣域經濟的貢獻逐步增加。伴隨H縣的產業結構調整，縣政府也大力推動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經營，因此H縣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類型豐富，數量眾多，包括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截止2017年年底，全縣已建成53個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在冊的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867家。下文主要對重點調研的案例進行分析。

　　(一)案例介紹

　　1.興盛家庭農場。2013年L村李某創辦了興盛家庭農場，創辦當年李某在L村流轉300畝土地，2014年又流轉入鄰村300畝土地，目前，興盛家庭農場已經實現土地連片，基礎設施也比較完備，擁有一套完整的水肥一體化設備，100立方米的蓄水池，240平方米辦公廠房，以及200平方米庫房，還擁有拖拉機、旋耕機和打藥機等農業機械。目前農場主要種植紅提葡萄，還有少量的蘋果和蔬菜。興盛家庭農場雖然已經開展了多年的規模化經營，但整體來看，目前仍處于虧損狀態，進一步的生產經營受到限制。

　　首先，興盛家庭農場在規模化經營前就面臨許多問題。李某雖然是L村村民，但他長期在外地做生意，幾乎與農村脫離，在村莊內部的社會關系不足，無法有效調動村莊資源推進農場的工作，這在流轉土地時表現得尤其明顯。由于農場的整體規劃和機械作業需要，流轉的土地必須連片成方，但有些地塊中間的農民不愿意流轉土地，鄰村的一些農戶反對意見更大，李某多次協商仍然難以達成統一意見，最終通過相熟村民與這些村民溝通，農場才得以流轉土地。土地流轉價格為每畝500元，租種時間為2年，但考慮到土地收益增加的可能性，村民要求每5年租金上調1%。

　　其次，在規模化生產中最大的難題就是雇工。李某夫婦無法完成600畝土地上的所有勞動，所以每年有很長時段都需要雇工，每日平均用工量在13人左右，農忙季節可達20人。男性勞動力工資為每天100元，女性勞動力工為70元，每天工作時間為8小時。由于果業生產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如此大的用工量成為農場的一項大支出，李某感嘆“前兩年種玉米、小麥還掙錢，全程都可以機械操作，現在全部種了果樹就不掙錢，勞動力價(格)太高了”。雇工除工資支出大以外，監督問題也極為棘手，很多雇工故意放慢工作速度，降低了勞動效率。

　　再次，資金問題成為限制農場發展的關鍵因素。目前興盛家庭農場的資金主要源于李某的個人儲蓄，李某在創辦農場之前是做門窗和免燒磚生意的，農場創辦至今總共投資了800多萬。由于農業前期投資大、回收周期長，如果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撐，很難將農業做下去。在發展規模農業初期，很多規模經營主體都會傾向于獲得政府項目支持，然而獲得項目支持的同時，其本身的發展也會受到規制。目前興盛家庭農場共獲得3項政府項目支持，資金總額為100萬元。在投入巨資的情況下，李某認為目前已經很難退出農業了，但因連年虧損，李某考慮將農場分包出去一部分，減少經營面積，以降低生產成本和經營風險。

　　2.農稷莊園。2014年G村張某成立了農稷莊園有限公司，簡稱農稷莊園。事實上，農稷莊園的前期是由張某的朋友，即H縣最大的房地產商和旅游項目投資商投資的，該投資商原計劃將農稷莊園作為其集團產業的一部分，但現在主要由張某經營。張某通過村委會共流轉土地800余畝，每畝流轉費用為450元，流轉期限30年。農稷莊園的地理位置較好，緊臨縣道，交通方便，經營便利，2015年被評為省級示范家庭農場。莊園現有桃園240畝、紅提園9畝，雜果園20畝，觀光草莓采摘園4畝，各種藥材180畝，小麥和玉米240畝，基礎設施配套齊全，擁有辦公廠房300平方米，2眼300米的深井，農業機械10多臺，滴灌設施500畝，噴灌設施300畝，現已建成“田成方、樹成行、路相通、旱能灌、澇能排”的現代農業園區。但由于張某的很多發展規劃和思路都不合理，莊園一直處于虧損狀態。目前，農稷莊園的投資總額達到860萬元，其中500多萬元是銀行貸款。

　　莊園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管理和雇工問題。莊園的老板張某由于缺乏農業生產經營經驗，制定的農業發展的規劃不切實際，導致目前莊園發展陷入困境。剛開始做莊園時，張某充滿信心，但由于缺乏農業知識，他將自己的規劃思路與莊園的管理人員溝通(從外地雇傭來的一名技師)，這位管理人員原來是賣樹苗的，為了多銷售自己的樹苗，他不顧果樹生長的最優空間間隔，最終致使莊園種植密度過大，直接影響到后期果樹的生長和果品質量。雇工問題則表現為雇工成本高和集體行動的困境。莊園工作需要雇傭農業工人完成，女工每天78元，男工80元，對于勞動力需求量大的果業來說，工人工資在生產成本中占據較大比重。集體行動的困境表現為農業工人在莊園里經常偷懶、磨洋工，農民在莊園里干活完全遵守8小時工作制，準點上下班，莊園現在的管理人員抱怨到“他還有2棵樹就可以修完，但一到下班時間，他就立刻收工，他給自己干的話就不這樣”。而且，那些偷懶、磨洋工的工人還會嘲諷干活快的工人：“你干這么快，做這么多，老板是給你發獎狀了還是發獎金了”。有的農民還會趁莊園的管理人員不注意時，把水果摘下來藏在衣服里，放到門口讓家人過來拉走，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案例分析

　　基于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多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規模經營的失敗，除了市場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與其實踐運作邏輯和管理結構有關。

　　1.脫離村莊社會，盲目擴大種植規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負責人多是外地人，且缺乏農業生產經驗，這對農業的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無法實現舒爾茨所強調的“居住所有制形式”[12]產生的效果。調查過程中很多農業生產者認為做農業必須扎扎實實親自進入生產過程，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但多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業不熟悉，興盛家庭農場的負責人李某之前是在外面做生意的，轉型投資農業是因為原來做的免燒磚生意不賺錢，在電視上看到美國家庭農場后，認為這種農業模式很有前景，便回村開始做農業。而農稷莊園的老板主要做房地產生意，業務負責人張某雖然在村，但由于他之前也在外面做生意，對農業的生產和經營完全不熟悉。負責人脫離農業和村莊社會的特點導致園區很多生產計劃不切實際，盲目追求生產規模化，不考慮具體農業生產的邊際效益，且因為不是本地人，難以融入村莊社會，缺乏與鄉村社會的有效溝通和互動，進而也就無法利用村莊資源來發展生產，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與其本身的治理結構有很大的相關性。

　　2.農業雇工問題是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重要因素。雇工問題最主要的表現是雇工成本高和監督成本高。在經營規模超過一定限度時雇工成為必需，如果能夠保證雇工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成本的投入就能產生相應的經濟收益，但道德風險作為簽約后的機會主義在交易不確定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因為農業生產本身無法像工廠生產一樣進行嚴密監督和量化評估，農業工人要在農場中來回走動，其勞動績效需要在一季農產品成熟甚至賣出后才能評估，時間的延長也為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在這段時間內氣候、土壤、灌溉等多種變量又難以控制，所以雇工中各種磨洋工、搭便車現象極為普遍，此時，監督機制和約束機制就十分必要。但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法律、文化等可資利用的約束機制的情況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勞動成本就會大大增加，農業產量也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其經濟效益。

　　3.制度安排和政治環境對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影響。在經濟作物尤其是果樹投資巨大的情況下，制度環境和政策資源的支持在園區建設和發展中發揮較大作用，甚至有些園區的發展主要是靠政府項目等的支持。事實上，很多政府官員在地方錦標賽[13]的壓力下，為了追求政績會主動打造亮點，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經營規模大、資金需求量大的情況下，也急需政府的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獲得項目的機會是不均等的，除擁有必須的硬性條件外，私人關系也成為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功申請到項目的因素。興盛家庭農場主就認為缺乏私人關系是其難以申請到項目的主要原因。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由于經營規模大，沉沒成本高，在資金周轉困難面臨破產時，很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瞄準政府項目，希望通過項目為其園區注入資金。有些負責人在跑項目過程中與地方官員建立私人關系，在項目招標時地方政府會把機會留給這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而無法獲得項目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遇到資金困難時則只有考慮轉型。

　　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適應性調適機制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由于經營規模過大，勞動力成本高，且難以監督，資金需求量大，所以在實踐中不得不做出適應性調適。其實，在追求經濟利益時，行動者最有動力識別周邊環境，調整自我以適應不同類型的習俗以及習俗要求的行為方式[14]。而從更深層次上來說，遭遇失敗正是因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業生產的地方社會脫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地方社會互為他者。因此本文將基于嵌入性視角分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出適應性調適的內在機制。

　　嵌入性理論是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思想，不同于傳統的經濟決定論態度，這種觀點認識到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中，受制度、文化和社會關系網絡等因素的影響[15-16]，這是對“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回應。經濟社會學關注到社會結構問題，認為研究經濟行動和市場交易行為需要考慮更高層次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另外一些經濟社會學家則認為不能忽略文化在這方面的作用，基于對更多社會因素的思考，祖金(Sharon Zukin)和迪馬吉奧(Paul DiMaggio)進一步將嵌入性分為：政治嵌入、文化嵌入、結構嵌入和認知嵌入[17]。政治嵌入是指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外部制度框架對經濟行為的影響;文化嵌入指理性的經濟行為主體在制定經濟戰略和目標時受到來自外部共享的集體理解的制約;結構嵌入指行動主體的經濟行動受所在社會網絡的影響。因此本文在關注到農業經營主體的行動邏輯變化的同時，借用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結構嵌入三個概念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適應性調適機制進行分析。

　　(一)政治嵌入：獲取政治身份

　　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制度環境的支持和政策資源的引導，在分散的小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上發展現代農業，更離不開農業政策、項目資金和技術培訓等制度資源的支持。因而很多地方政府都出臺了有效的農業政策文件，并設立各類農業項目，這些項目大部分需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承接，但并不是所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有資格承接。調查發現在項目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很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負責人會通過獲取政治身份為自身發展爭取資源。當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運行陷入困境后，它們會考慮吸納村干部，形成精英俘獲[18]，或者負責人自己競選村干部，嵌入到地方社會的政治環境中。農稷莊園經營規模大，資金需求量大，目前的經營仍處于虧損狀態。在莊園負責人當選村主任后，就可利用村干部的身份采取各種策略與政府官員建立私人關系，之后再將這種私人關系用在莊園爭取項目的過程中，提高爭取到項目的可能性。“私人關系是一種社會資源，也是一種社會資本，當社會資本投入企業活動之后，不僅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增值，而且還會再生新的社會資本”[19]，這種再生產的社會資本會進一步為莊園的經營帶來益處。由于H縣為了推進當地農業和農村發展，每個村莊每年都會獲批一個項目，而莊園本身面積大，基礎設施健全，具備承接項目的條件，憑借村干部的身份，就可以將村里的項目承接到莊園里，這樣既完成了項目也為莊園的發展爭取到資金，為莊園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政治身份的獲取有助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嵌入到村莊社會中。許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村莊來說都具有外在性，即使由本村人建立，也大多因為這些經濟精英通常是在外地做生意成功后才回村經營農業，因此對村莊依然陌生，而獲得政治身份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處境將有所改善。雖然以村兩委為代表的農村基層組織是村民利益的代表，但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農民的內心深處仍保存有微弱的“官-民”二元意識，村民對村干部有天然的敬畏，當村民委員會號召村民們土地流轉時，多數村民會把這當成一項任務去完成。同時在熟人社會中，農民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基本一致，從眾和跟風現象普遍，當看到大多數人同意土地流轉，觀望中的農民也會選擇流轉土地，如此一來，憑借村莊政治權威的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可以降低土地流轉的交易成本。目前農稷莊園還有擴大土地流轉面積的打算，如果以莊園身份按市場價格去流轉土地，大多數農戶可能沒有太大意見，但如果碰到一些不配合的農戶，莊園就比較被動，這就影響了整個工程的開展，而當農稷莊園的負責人競選上村干部后，再以村干部的身份去跟農戶交易，難度就會有所降低。

　　因此，在經營面臨困境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會采取獲取政治身份的適應性調適機制，通過政治嵌入的方式進入到地方社會和村莊社區中。一方面憑借村干部身份，嵌入于基層政府的制度框架中，利用政治資源和政策優惠促進自身發展;另一方面，憑借村干部的政治威信，嵌入于村莊社會中，利用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和服從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

　　(二)文化嵌入：人情化運作

　　農業工人務工時的“磨洋工”現象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園區中非常普遍，這個問題的處理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說極為棘手，但調查發現有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利用村莊文化找到了突破口。農稷莊園給農業雇工的工資是當地的市場價，從經濟行為角度講，這是一個公平的市場交易，但除此之外，農稷莊園還會給農業工人一些福利。在果子成熟時，老板會主動提出讓工人們摘些果子帶回給家人吃，過年時也會給工人發禮品，同時還讓G村兩位高齡貧困戶在莊園里面長期務工，解決其就業問題。這些行為為其塑造了“好老板”的形象，“人心都是相互的，老板對你好，你還能不好好干嗎?”。事實上，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業工人的互動過程中，兩者都有各自的行動邏輯。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把土地從農戶手中流轉走后，農民與自己原來承包的土地關系已然發生斷裂，農民到園區打工，哪怕這些土地原來就是自己的承包地，此時的土地在其觀念里也已經“屬于”園區，至少在流轉期內這些土地與自己的利益關系已經消失，農民會將自己視為一個打工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耕種勞作。農民將自己視為莊園的“他者”后，作為一個“理性小農”，除了要獲得自己勞動的工資，他還會通過偷摘莊園水果、故意放慢勞動速度、到點下班等此類“弱者的武器”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農業工人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增加是經濟交易中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20]，信息的不對稱性、交易的不確定性以及彈性化的生產安排和利潤分配，都會增加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監督成本，成為影響農業收益的重要因素。

　　而針對農業工人工作中出現的道德風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做出了人情化運作的適應性調適，這可以用自我行動的邏輯來理解。自我行動會為自我內在的“經濟理性”所驅動，它引導自我通過建構和利用關系網絡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經濟與社會目的[21]。因為經濟交易主體意識到自我并非獨立的存在，自我要獲得利益，獲得他人的認同或承認，首先必須滿足他人對自我的期待，將追求自身短期利益轉變為追求長期利益[21]。所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基于“經濟理性”會主動給予農民果子、禮品、就業機會等，以便獲得農民的認同，獲取長遠收益，這正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人情化運作的調適機制。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給予額外的利益和人情時，在互惠關系中，農民就欠下了人情，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處于不平等的關系中。在村莊這個人情社會中，人們極為重視面子問題，欠下的“人情債”是需要還的，所以農民在干活時就要為老板考慮，以此來“還人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人情化運作的適應性調適機制是通過文化嵌入，建立與鄉土社會的社會關聯[22]，利用農村社會的人情和面子等社會資本，使農業工人形成自我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進而最大程度地減少道德風險的影響。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除了給予農戶人情，對地方政府和一些地方精英也會進行人情化運作。在農稷莊園里面有幾塊土地被稱為“人情田”。每年水果成熟后，老板都要把成熟的果實包裝好送給地方官員和生意伙伴。除了一些情感性的成分，這些送出的水果包含了更多的人情化運作的成分，通過送出人情，使得在互惠交換中，政府工作人員和生意伙伴處于欠人情的地位，在項目招標等環節中，他們會考慮優先與農稷莊園合作，或者為其出讓一部分利益。人情化運作的適應性調適機制使得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嵌入到農村社區和地方社會中，借助地方社會中人們共同的認知觀念，即面子和人情等文化資源減少雇工中道德風險的影響，并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獲得政府支持和商業合作機會提供幫助。

　　(三)結構嵌入：策略性妥協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策略性妥協表現在多個方面，調查中發現在解決土地流轉中“釘子戶”的問題上，策略性妥協較為有效。事實上，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未對農民生活實踐產生沖擊時，農民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反向力量并不強[23]，在土地產值低、外出務工或經商極為普遍的情況下，農戶已經意識到土地流轉是大勢所趨，很多農戶并不反對土地流轉。但農戶依靠土地獲得保障的生存倫理，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公正公平邏輯要求土地轉入方給出的土地租金能夠滿足農戶自身的利益。小農戶和土地轉入方之間的博弈建構了“追索權”的運作邏輯，雙方之間的索取和讓渡，最終要達到一個平衡，這正是社區倫理和關系網絡約束正式制度的一種體現[24]。興盛家庭農場在流轉土地時就出現了農場與農戶之間的博弈，農場認為農業產值低，L村土地也不具有特殊性，應該按市場價向農戶支付土地租金，但農戶認為，一方面土地的價值是不斷上升的，土地租金也不應該固定不變;另一方面，隨著農場經營的成熟，農場必然逐步盈利，而土地作為農業生產要素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作為土地轉出方的農戶也應該分享收益，土地租金應該相應增加。此時家庭農場的市場邏輯就與小農戶的公平觀念發生碰撞。多次協商和博弈后，家庭農場為了能夠順利流轉土地，降低后續的交易成本，更好地融入農村社區，最終做出策略性妥協，兩者達成一致的意見：土地租金既不能固定，也不能頻繁變動，興盛家庭農場按每5年上調1%的價格向農戶支付租金。事實上，家庭農場的策略性妥協受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村民之間形成的關系網絡會對經濟行動產生影響，家庭農場要進入農村社會也必定受這種關系網絡的影響，策略性妥協有利于家庭農場嵌入村莊結構中，降低其交易成本。

　　另一種策略性妥協表現在適度規模經營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規模過大，單靠自身是無法完成農業工作的，必須雇傭農業工人，而這會進一步產生了經營和管理問題，在經營虧損的狀況下，許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都會將部分土地租出去，通過減少經營面積，或是調整種植結構，選擇用工少的經濟作物來降低虧損。農稷莊園總共投資有15個設施溫棚種植草莓，但是因成本高，收益低，經營效益不好，最終他們將其中11個大棚轉包出去。同時，由于果樹投勞太大，農稷莊園計劃逐步發展藥材產業，這樣可以減少雇工，而且藥材比水果更好儲存，也可以減少儲存過程中的損失，這種策略性妥協是基于對農業生產經營的結構嵌入做出的。農業生產存在一定的規模限度，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超過適度的規模就會導致邊際效益降低，生產成本增加。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由于經營規模過大，管理困難，邊際收益遞減，轉而將規模土地分成多塊，重新轉包給小農戶，小農戶重新進入農業生產環節，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則為小農戶提供產前、產中以及產后的農業現代化服務，在水果等“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而精”的農業模式中，實現小農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25]。調研中發現幾乎所有農戶都要與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進行交易，這一方面促進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的聯系，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農稷莊園計劃改變原來以果樹為主的種植結構，開始種植藥材，除了自己種植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帶動一部分農戶參與進來，莊園可以在技術指導、種植服務和收購銷售方面發揮作用，并為農戶提供配套的基礎設施和機械服務。小農戶利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服務可以很好地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作用，比傳統的小農家庭經營更具優勢。調查中發現H縣園區中的小農戶家庭經營與村莊零散種植的小農戶家庭經營存在差異，A村小農戶也在種植紅提，但與園區中的小農戶相比，他們在生產中存在明顯的困境，表現出發展方向盲目，基礎設施不完善，技術水平較差以及產品銷售困難等問題。

　　在農業生產環節經營失敗的情況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采取策略性妥協的適應性調適機制，一方面嵌入到村莊社會結構中，尊重村莊社會的交易秩序，利用這種妥協為其長期發展打好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嵌入農業生產經營的結構中，通過轉包土地進行適度規模經營，調整種植結構，延長產業鏈，減少農業生產用工，與農業生產環節的小農戶一起實現共同發展。

　　四、結論與討論

　　為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需要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然而很多研究發現單純強調規模化生產存在很多問題，包括“非農化”“非糧化”“去小農化”等問題，會對我國糧食安全以及村莊治理產生負面影響。本文調研發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存在脫離村莊社會，與村莊社會溝通不暢;土地經營規模過大，經營風險高;在農業雇工中存在道德風險和勞動力成本高等問題，同時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對其生產經營也會產生很大影響。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威脅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針對其發展困境，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實踐層面也做出了適應性調適。基于嵌入性視角，本文發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獲取政治身份、人情化運作和策略性妥協等適應性調適機制，對地方社會和農村社區實現了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結構嵌入。通過獲取政治身份實現政治嵌入，不僅有利于降低流轉土地過程中的交易成本，還獲得了承接政府項目的資格。通過人情化運作實現文化嵌入，利用地方文化和社會關系網絡，在農業工人中形成自我監督機制，降低農業雇工過程中的道德風險。通過策略性妥協實現結構嵌入，采用調整種植結構和發展方向，轉包土地，延長產業鏈，為小農戶生產服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適應性調適表明，在農業規模化生產面臨困境時，新型農業生產主體能夠主動利用地方資源，嵌入到村莊社區和地方文化中，并通過適度規模經營與小農戶實現利益聯結機制，這有助于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進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步伐，促進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本文對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分析是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視角進行的，但有學者認為當前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關注社會如何形塑經濟的問題，較少研究經濟活動如何影響和建構社會的反向過程[26]。基于嵌入性視角，本研究承認經濟行動通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結構嵌入的方式，受制度框架、社會文化、關系網絡等因素的影響。這種過程機制的發生并不是單向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發展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能夠主動利用地方文化、社會網絡以及社會規范等資源來促進自身發展，這種適應性調適促進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進而對構建完善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和完善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發展具有正向效用，在此過程中村莊結構和文化觀念也隨之發生著變化。經濟與社會是相互嵌入的，經濟行動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同時對社會因素也產生影響，在社會化分工和社會大發展的背景下，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是密切聯系的。雖然本研究沒有對“反向過程”進行重點討論，但其發現將有助于對“反向過程”的關注，有助于推進當前我國學術界有關經濟與社會關系的討論。

　　參考文獻：

　　[1]陳璐，李玉琴，玉顏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動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分析[J].學習與探索，2019(3)：116-123.

　　[2]閔繼勝.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模式創新分析——基于黑龍江仁發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8(1)：50-59.

　　[3]趙曉峰，趙祥云.農地規模經營與農村社會階層結構重塑——兼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的社會學命題[J].中國農村觀察，2016(6)：55-66.

　　[4]陳義媛.資本下鄉：農業中隱蔽雇傭關系與資本積累[J].開放時代，2016(5)：92-112.

　　[5]許惠嬌，賀聰志，葉敬忠.“去小農化”與“再小農化”?——重思食品安全問題[J].農業經濟問題，2017(8)：66-75.

　　[6]葉敬忠，豆書龍，張明皓.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如何有機銜接?[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64-79.

　　[7]伯恩斯坦·亨利.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M].汪淳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26-127.

　　[8]孫新華.農業規模經營的去社區化及其動力——以皖南河鎮為例[J].農業經濟問題，2016(9)：16-24.

　　[9]孫運宏，宋林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與鄉村治理創新[J].南京社會科學，2016(12)：59-64.

　　[10]趙海.家庭農場的制度特征與政策供給[J].農村金融研究，2013(12)：5-9.

　　[11]尹成杰.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J].中國農民合作社，2014(2)：6-13.